是病人的疾苦，让他们有了不竭的创新精神
医学必定是“人学”，因为它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因为它服务于“人”的保健与治疗，一切医学的创新都源于对生命的敬畏……
闻见生死，感知病痛，“没有哪个职业像医生一样，将人类的苦难牢牢地背负，”这正是激励临床医生们不愿退却,为生命而战的力量。“上天为了解除痛苦，准备了聪明的头脑；为了安抚饱经忧患之余还要负担额外的逆境，则准备了温柔的心肠与充满爱的双手，服待悲伤、匮乏与病痛中的人们……”中国的临床医学家们坚持独立且深入的思考，努力去改变人类疾病的困境。
医学创新，那个时代的呼唤
讲述人: 夏穗生 中国器官移植学开创者、同济医院器官移植教授
那时，我们之所以敢闯入传统思维的禁区，冒天下之大不韪，靠的就是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是病人的疾苦让我们有了这种挑战精神，实现了医学科学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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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穗生教授抗战胜利后同济大学毕业，那时的中国处在国势衰弱、民族危亡时期。一大批医学青年怀着科学救国、医学强国的理想，开始在中国发展现代医学，决心要让“新医学服务那些奄奄一息，嗷嗷待振的绝大多数的饥寒贫苦的人民大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营养状况严重不佳，中国肝病的发病率也极高，漫长痛苦的病程、沉重的经济负担、社会的偏见歧视、家庭的艰难负累，使得数千万肝病病人致贫、返贫，痛苦地挣扎在贫困及死亡边缘。作为一个普外科医生，那时他做得最多的手术就是肝癌切除，开始是小肝癌的切除，手术越做越大，后来切除的肝癌达肝的一半。但人的肝脏不可能无休止地切下去，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他们开始奇思妙想，试图用器官移植来开拓肝外科发展的新领域。尚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对疆土以外的事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不得不从１９世纪欧洲科学家开始的实验开始：将一条狗的肾移植到它的颈部，将一条狗的肝脏切下来移植到另一条狗体内。那时，不知道什么是排斥反应，也根本无法处理排斥反应，然而，正像世界上所公认的那位第一次将狗的肾移植到颈部的维也纳外科医生Ulmann开创了器官移植史的划时代意义一样，也迈开了中国器官移植的第一步。
随后漫长而又短暂的5年，近2000个日日夜夜，他们施行狗的异体原位肝移植130次，实验――研究――思索――探讨，摸索出一套可供临床使用的完整术式。1976年,《130例狗原位肝移植动物实验与临床应用》在《中华外科杂志》发表，中国外科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器官移植的轰动效应。两个多月后，肝移植在同济医院进入临床，并且连续进行了３例，一例比一例好。这一成果被评为全国卫生成果甲级奖，受到首届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
讲述人:沈远仲 同济医院胸外科教授
医学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命与疾苦的复杂的学科，医学的创新就是那个时代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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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60年里，医学技术的进步所挽救的生命比任何一个世纪都多。而真正让他们投入临床创新的动力却源自农村巡回医疗的经历。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卫生资源十分匮乏，医疗设备甚少，村、镇的卫生医疗机构更是屈指可数。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的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非常突出。他们多次去湖北农村巡回医疗，那里让人无法想象，去寻访一个不能出门的病人往往要翻一座山。
1982年，国内已经开始引进体外循环机完成心脏手术，他们知道中国很多病人用不起。于是开始不用体外循环机的动物实验研究，开始常温下心脏不停跳冠脉搭桥，心脏不停跳做犬的心脏移植实验。26例动物实验，探索常温下心脏不停跳进行冠脉搭桥；70次不用体外循环进行犬心脏移植。人类借助实验延长肉体器官功能，探索与尝试是医学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
更让大家自豪的是，1978年，我们完成的第一例国产球型瓣置换术。当时的国产瓣膜价格只是进口瓣膜的二十分之一，但临床探索发现国产瓣膜一样发挥了奇效。当年那个16岁的小姑娘已经实现了完美的人生，结婚、生子，如今都当奶奶了！
创新，临床医学技术与艺术高度融合
讲述人:陈安民 同济医院党委书记 骨科教授
医学水平的高低，评判标准最终不在各种诊疗仪表的数据，也不在论文总结，而在医生心思的细密与睿智、手头功夫的独到与娴熟，前者是思维的艺术，后者是指间的艺术，临床医生本质上是技术与艺术的高度融合。诊疗中的艺术不止是职业理想，更是人性的暖流奔腾的方向，这种医患交流超过技术的冷漠，医学最懂得艺术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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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第一例人工关节手术只是出于一个医生的无奈，不要吃惊。1957年冬天，同济医院骨科病房里传来一个女青年哭声，“千万不要去掉了我的膀子啊！”，21岁的她是个制绳女工，右肩上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三年了，虽然是良性的，但已往的经验需要截肢。撕心裂肺的哭声让王泰仪教授思绪翻腾，他在日记里写道，“难道我们对巨大肿瘤就止于截肢吗？做了截肢手术就算尽到医生责任了吗？”他深深地不安与内疚。
王泰仪教授从胸外科的胸膜外填球，脑外科的颅骨板等塑料医用品中得到启示，用塑料试验人工关节。人造骨骼当时还没听说过，设备，没有；资料，只有国外杂志上的几张照片。从真实的骨骼中翻制石膏模型，找工厂的朋友逐步摸索成型。第一个人工塑料关节千辛万苦成功地植入到女青年身上。16年以后，医生去回访，那天她在田里劳动，手术侧患肢能提60斤呢，见到王教授高兴得又哭又笑。
讲述人:徐永健 同济医院院长 呼吸内科教授
“科学从问题开始”，想真正在科学领域有所成就，都要基于医学观察中的新发现，围绕本领域的疑难问题开展细致的研究。而只有从艺术的“我”单数的艺术，到科学的“我们”复数的艺术才是临床医学至高境界的艺术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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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1958年毛泽东的七律诗《送瘟神》道出了一代伟人因为小小血吸虫无法释怀的焦虑，在那个年代，小小的血吸虫病竟像瘟神一样威胁着国人的生存。
上世纪50年代末，外科裘法祖、夏穗生带领下组建“血吸虫病手术医疗队”，这一次，血防主力是外科医生，同济医院先后几十批医务工作者分赴枝江、阳新、汉阳、汉南等湖北的重疫区，通过手术挽回晚期血吸虫病人的生活能力。
外科治疗手术主要是切除患者脾脏，1970年，由裘法祖首创了“胃底横断术”，3年后，他带领外科人又创建了的“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提出“切断高位食管”的有效措施，使断流型手术更趋完善，这些技术成为治疗晚期血吸虫病的一种有效、定型的常规手术。1978年，这一成果获得了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生命的终极关怀－－医学创新的精神“内衣”
讲述人：陈孝平 同济医院外科主任、教授
紧贴医疗，在总结临床手术中不断创新。医学无条件、无理由的“善”和“向善”，是一份对人类生命的无限虔诚与热爱。对医学来说，普爱精神与奉献精神正是医学创新精神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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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孝平科研工作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紧贴医疗实际，在总结临床手术中不断创新。
肝脏是人体内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血供丰富、功能复杂，而肝脏外科也以难度大、危险性高，“手术禁区”多著称。陈孝平从肝脏外科的基本问题开始，到复杂的肝脏外科手术实施，以大量的临床资料和文献工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肝脏外科的内容和有效地推进了我国肝脏外科水平，简化并推广了切肝方法，推动和发展了肝脏外科手术技术，并以其不断的创造性，在我国肝脏外科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研究突破肝脏领域的五个禁区，率先在国内提出患者如无肝硬化、脂肪肝、活动性肝炎，常温下阻断入肝血流20－60分钟是安全的，为进一步开展更高端的肝脏外科手术提供了理论依据；首先提出，肿瘤大小不是评估能否行肝切除的唯一标准，经过广泛的临床病例验证，巨大肝癌肝切除的死亡率控制在2%以下，预后较好；首创了“系统的肝段切除术”和不解剖肝门而直接结扎病侧入肝、出肝血管及胆管行规则性肝切除术，使每一个肝段均可单独切除，简化了手术步骤，大大缩短了手术时间，80%以上的患者术中不用输血，真正做到了“肝脏手术无禁区”；国内率先提出肝外伤非手术治疗的适应症和注意问题，彻底改变了肝外伤只能手术治疗的观念；在国内外首先提出可行肝癌切除联合脾切除手术治疗。临床证明该手术方法安全可行，患者术后5年无瘤生存率明显提高，肝硬化发展减慢，上消化道大出血发生率降低。
科学的酵母让具有双重角色临床医生具有了慈悲之心。
讲述人：马丁 同济医院妇产科主任、教授
医生绝不只是治疗一种疾病，每天我们面对的是活生生、有情感、正为疾病所苦的人。所以医学创新有一件精神的“内衣”，这是医生毕生的职业追索，是医学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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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的祝玲玲常带着7岁的女儿看望马丁。她说，如果没有马丁，女儿根本生不下来。
七年前，祝玲玲被查出得了“宫颈鳞状细胞癌Ia2期”时已经怀孕了，所有的医生都建议她做子宫全切手术，这就意味着她将失去宝宝并永远失去做母亲的责任。她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马丁。
“一切为患者着想”。这也是马丁从事肿瘤研究30年来的思维方式，正是这样的执着，他救了祝玲玲母女俩。在他的主持下，手术组征得病人同意后提出一个大胆设想，为病人进行子宫分段切除术，术后再考虑进行新的辅助化疗，这样不仅能够取出胎儿，保留病人的子宫和有效保护卵巢内分泌功能，而且能够根治癌症病灶，使病人有效康复。
马丁的课题组也据此提出宫颈癌新型防治策略，采取新辅助化疗，既达到传统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甚至保留生育功能。现在此标准已在全国三甲医院推广应用。
从临床到科研、再从科研回到临床，作为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马丁是湖北妇产界的一块“牌”，他连续三届获得国家“973”首席科学家研究项目，两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中国现代医学不仅是一部技术成就史，更是一部艺术与精神的追求史，更是一部充满困惑与探索，承待人们推动的思想史。
